卢梭教育学的两个拥护者，米拉波和圣皮埃尔，革命前后对于自然教育和实用教育有不同的态度。1777—1780年，米拉波被羁押于文森监狱，在《致苏菲的信》（Lettres à Sophie）里要求家人给刚满几个月的女儿苏菲洗冷水澡，“开始不适应，但她很快会喜欢”，出狱后，他引导苏菲阅读《爱弥儿》，“其中有新颖的真理”[213]。革命之始，他在《公立学校的法令规划》（Projet de Décret sur l’organisation des Ecoles publiques）里转向实用：“教育要依据现实，委托给由人民选举、定期更换的行政官执行。设立学术院，包括哲学部、文学部和科学部，取代之前的科学院。”[214]圣皮埃尔曾是卢梭的信徒，以自然教育塑造人格，革命时代却提倡民族教育和爱国教育，“让年轻一代成长为优秀的公民”[215]。
卢梭形象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赞美中的专制意图。《忏悔录》出版后，罗伯斯庇尔说卢梭心灵纯洁，是艺术表率、美德的奇迹，勇敢的思想会传到后代，“让我认识自己，珍惜人的尊严，思考社会秩序的宏大原理”；1793年7月，恐怖时代开始，罗伯斯庇尔多次提及卢梭，说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见过他，“这个记忆是我自豪与快乐的泉源”[216]。在断头台的起落声里，他依旧赞美他，说他反对专制，“怀着热情谈论至高的神意，用充满力量的雄辩描绘美德”[217]。1794年5月26日，他在《关于宗教、道德观念与共和原则关系》的演讲中“要把百科全书派钉在耻辱柱上，为卢梭复仇”[218]。罗伯斯庇尔的逻辑走向了极端，但这不是个别现象。1793年7月13日，马拉被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夏洛蒂·科黛（Charlotte Corday）刺杀后，民众在悼念他的活动中视卢梭为四位自由殉道者之一（Brutus，Le Pelletier，Chalier，Rousseau）。10月27日，有人在巴黎歌剧院前朗诵诗歌：“马拉是卢梭出色的学生。”[219]单向解释让卢梭的形象陡增变数，他与民主暴力有隐约的联系，在热月政变后的政治界和20世纪极权时代后的思想界，卢梭研究遵循的是有罪推定的逻辑，虽不能将他的思想等同于恐怖政治或极权主义，至少要澄清两者的关系，并提防以自由平等为借口的独裁专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