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段叙述颇能反映察举辟召制下士人与政府的微妙关系。“人君”泛指州牧、郡守一类地方长官。如果士人因“高行奇知”而“名声显闻”,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之义务。士人依自己名声大小，待价而沽，择高而就；长官亦依自身之威望大小做谨慎选择。这样便出现了“屈而用之，其心不满，不则卧病；贱而命之则伤贤，不则损威”的微妙关系。这也是察举征辟制下士人与朝廷之关系的缩影。在法家指导下的秦代官僚体制之中，吏员只能是单纯的文官，“夙兴夜寐，卑身贱体，竦心白意，明刑辟，治官职，以事其君”,君臣间只是“主卖官爵、臣卖智力”的关系，绝无标榜个性炫耀名誉之余地。在科举制下，士人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。“成名”取决于中举与否，此前其人格声望一般无人问津，故求职之士人当务者并不在此。而察举征辟制度与上述两种情况都不相同。长官不能仅仅把士人视为一位求职者，而是还要当成一位具有独立人格与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。于是，知识分子也就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。这就是“人君畏其志”的真实含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