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学家把他们的广州师长加入他们的学术先辈之列，并附以崔与之时，乃相当有意建立起一个传统。我们有清楚的证据证明，他们在1244年广州确立乡饮之礼时自觉到自己新近建立的地位。乡饮之礼过去偶然举行，但从李昴英的记述看来，情况并未确定。他提到，在集合之前开了一个会，知州方大琮也有出席。会议讨论采用何等的礼仪，方大琮说他支持沿用周礼。乡饮举行时，席间有230名主礼者，另有230人，全都盛装赴会，因早已知会他们衣饰举止均不得怠忽。仪式异常庄严，进行了几乎一整天，祭器规矩摆放，古乐高奏。结束之时，官员宣讲礼之重要。广州后来并无举行乡饮的记载，不应以为后来举行过。[17]
广州1276年沦于蒙古人之手，大概三十年后，即1304年，广州的文人趁崔与之的祠堂重新开放之机，聚集拜祭。应该注意的是，祠堂有私人性质，因为他生前居住于此。祭祀的主祭，是崔氏的一位男性后裔，对于仍活在人们记忆里的历史人物而言，这样的祭祀安排也是名正言顺的。但是，这次祭祀却不是私人性质的，而是元政府批准举行的，因为在这次拜祭举行的同一年，朝廷下令恢复地方祭祀。除了崔与之的后人外，在一篇与祭品放在一起的文章中，还有一份广州“儒官”的名单。[18]这些名字可与大德年间——即这次祭祀举行之时——《南海县志》所载的登科士子名单参证。1274年，宋代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，[19]还活着的登科士子，也许还有他们的后人，当包括在出席崔与之祭祀的儒官之中。因此，这次祭祀是这个世代的最后一次政治表白。